戴紀亢原名戴季康，1918年生在四川省巴縣一農民家庭。1934年，年僅16歲的戴紀亢離開家鄉到上海，進入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大場“山海工學團”（團長張勁夫即校長）。一年多的時間里，他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工學團的工農業生產勞動，受到陶行知先生和愛國進步思想的教育和啟發，更受到周圍一些共產黨員的影響和幫助，思想進步很快。不久，他就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國青年反帝大同盟”，開始走上革命道路，并很快成為大場和滬東區的“中青”組織骨干。
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1935年秋，經林一心介紹，戴紀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更加忘我地從事革命工作。1936年初，以陶行知先生為理事長的“國難教育社”成立，他同所有“中青”成員一起，加入“國難教育社”，在更大范圍內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中青”派戴紀亢和鐘民在楊樹浦隆昌路沈家灘辦起了沈家灘識字學校，向附近工人進行文化啟蒙教育、愛國主義宣傳和階級教育,得到陶行知先生的鼓勵和支持。1936年秋，在“國難教育社”張宗麟等主持下，以沈家灘識字學校為基礎，辦起了余日章第一小學（余日章是基督教名人，中共地下組織以紀念他為名辦了三所小學，兩所在楊樹浦，一所在英租界），鐘民為校長，戴紀亢擔任一小中共支部書記，負責工人運動及黨建工作。他們同陸續到校任教的教員一起，白天給工人子弟上課，晚上開辦工人夜校。夜校既教工人識字、學文化，又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在與工人接觸和了解的過程中，他發展了大康紗廠工人席守榮等入黨，并領導重建了中共大康紗廠黨支部，使大康紗廠工人反日運動蓬勃開展起來。
1936年2月，大康紗廠發生“梅世鈞慘案”，全廠4000多工人在黨員、工人積極分子帶領下，舉行罷工，組織游行示威，強烈抗議日本人的暴行。同年11月，大康紗廠工人又積極參加了上海市日商紗廠10萬工人的總罷工，并取得了勝利。在這兩次罷工運動中，戴紀亢和余日章一小黨支部利用夜校為掩護，時常召集大康紗廠的黨員和骨干分子分析情況、制定行動方案。以戴紀亢為核心的“余日章一小”當時成了大康紗廠的聯絡和指揮中心。兩次罷工之后，學校遭到日本特務的搜查和破壞，戴紀亢等人則事先接到黨的通知，安全轉移。
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期間，戴紀亢結識了王珍。王珍是河北保定人，1916年5月出生，早年在北京師大女子附中讀書。1935年7月到達上海，9月即到“山海工學團”陳家木小學教書，認識了戴紀亢和吳立奇等人，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到余日章一小，在戴紀亢的領導下開展工作。1936年10月，戴紀亢與王珍舉行了婚禮。
皖東北統戰工作的先鋒
1937年7月，日軍制造盧溝橋慘案，全國抗戰爆發。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在處境困難的情況下，一面堅持斗爭，一面動員黨員到內地開辟工作。地下黨員朱伯庸，利用與皖東北地區泗縣縣長黎純一（四川涪陵人）的老鄉關系，先期到達泗縣，開展統戰工作。8月底，中共上海組織負責人林一心調戴紀亢到皖東北工作。戴紀亢通過上層社會關系的介紹，經安慶轉至泗縣，進入泗縣政府。10月底，戴紀亢給林一心寫信，要求派人支援。11月中旬上海淪陷后，林一心即派王珍和吳為真（朱伯庸愛人）前往泗縣。她們兩人化裝成難民，途經鎮江、揚州、淮安，到達泗縣政府，被安排在縣政府政訓處工作。
時任國民黨泗縣縣長的黎純一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曾與陳毅一起留學法國，1922年與陳毅等人從法國被遣送回國后成立了請愿代表團，擔任代表團團長，發表《赴法歸國宣言書》，往返渝蓉兩地，向官方請愿，陳述留法的愛國學生因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罪行而橫遭中法官方迫害的實情，但最終毫無結果。抗戰初期，黎純一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表現較好。1938年前后的泗縣，在國共合作的大環境下，有利于中共統戰工作的開展。
1937年冬，泗縣成立了抗日人民自衛軍，由黎純一兼任司令，祖樹屏為副司令。當時朱伯庸、戴紀亢、劉沛霖等共同研究，抗日救亡中政治工作是一項重要工作，必須成立政訓處。于是，在朱伯庸的推薦下，為人正派、在當地聲望較好的魏紫波被黎純一任命為政訓處主任，朱、戴、劉等為政訓處成員。不久，魏紫波前往延安抗大學習，朱伯庸、戴紀亢分別任正、副主任。政訓處改為政治工作隊后，朱伯庸、戴紀亢分別為正副隊長，劉沛霖為教育主任。
剛到皖東北泗縣，戴紀亢和另外幾位來自上海的地下黨員，仍然同上海方面黨組織保持聯系，并按照上海黨組織的安排、指示，結合泗縣形勢，主動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冬，日軍占領盱眙縣城，威脅到泗縣的安全，政訓處以保衛泗縣安全為由，敦促黎縣長率縣常備大隊出兵盱眙城，經過激烈戰斗，攻城而入，日軍不敵撤走，盱眙縣城被收復，交給國民黨盱眙縣政府接管。黎純一得勝而歸，受到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的嘉獎。此后，皖東北民眾抗戰的積極性空前提高，政訓處的威信倍增。
泗縣政訓處直屬黎純一縣長領導。朱伯庸、戴紀亢利用與黎的老鄉關系和正副主任的合法身份，積極開展抗日活動。他們首先抓縣常備大隊的教育和訓練，使之成為一支堅強的地方抗日武裝。泗縣共有五個常備大隊，約1500人左右。朱伯庸和戴紀亢派政訓處的中共黨員分別擔任各大隊的政治指導員，把槍桿子牢牢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其次，舉辦青年干部訓練班，共培訓了約一百四五十人。朱和戴分別擔任訓練班的正副班主任，教員由政訓處工作人員兼任。開設時事、政治、公民等課程，進行抗戰形勢教育，還講授一些軍事知識和進行實彈演習，使學員們增長抗戰知識，堅定抗戰勝利的信心，再通過他們去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投入抗日救國事業。同時，進行抗日宣傳活動。青訓班上午學習討論，下午分為若干宣傳隊到城關和郊區宣傳，教群眾唱《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還發表演說，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使民眾認清抗戰的前途，激發起民眾的抗戰熱情。
1938年4月，戴紀亢得知張勁夫從武漢到了安徽六安，就從泗縣趕到六安，與張勁夫會面。當張勁夫把黨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向他傳達后，他表示堅決擁護并要在工作中努力貫徹。時任國民黨安徽省第六行政區督察專員的孫伯文（宿遷埠子人），看到黎純一部力量不斷壯大，妄圖借故消滅。1938年10月的一天深夜，孫率部圍殲泗縣縣政府。黎純一因事先無準備，倉促應戰，撤出泗縣城退至青陽，戰斗中戴紀亢腿部受傷。朱伯庸商得黎純一的同意，到魯南去找八路軍，戴紀亢留在青陽養傷。在此期間，戴向縣常備大隊長借了30多支槍，若干手榴彈，武裝了政訓處和青訓班，準備持久抗戰。青訓班黨員表示，朱伯庸、戴紀亢到哪里，他們就到哪里。
11月8日，日軍占領泗縣城，孫伯文部也逃至青陽鎮。黎不得不率部轉至睢寧和泗陽等地，期間曾再派朱伯庸、劉沛霖、王仁東、丁燦成以及青訓班的學員北上找八路軍。次年1月，朱伯庸等人從魯南歸來，到達泗陽魏溪楚家和戴紀亢、王珍相會。朱說，已順利地把戴紀亢武裝起來的30多名青訓班學員交給了魯南郭子化的八路軍。
1938年11月，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廖磊委派六安縣縣長盛子瑾為第六督察專員公署專員接任逃跑的孫伯文，并兼任泗縣縣長和第六專區抗戰司令部司令。中共安徽省工委宣傳部長、省動委總干事張勁夫抓住盛向省動委要人的機會，派江上青等中共黨員組成（秘密的）皖東北特別支部（江為書記），隨盛到皖東北工作。在特支領導下，江上青以其出眾的才華，贏得了盛子瑾的信任。
江上青到達皖東北不久，很快與戴紀亢等接上了黨的關系。由盛子瑾推薦，黎純一被省政府任命為靈宿行署主任，駐靈北澮塘溝一帶。朱伯庸任行署秘書，戴紀亢任行署政治工作隊隊長。此后，戴紀亢協助黎純一重建地方武裝，共組建了三個縣常備大隊，不久被盛子瑾編為第六游擊縱隊第一支隊，戴紀亢在一支隊擔任政訓工作。1939年2月，黎奉命率部收復皖北時村。6月，過端午節的時候，戴所在的駐地時村突遭日軍圍擊，戰斗從拂曉打到黃昏，擊退了日軍，沖出包圍。他在這次戰斗中沉著、勇敢、指揮若定，給政訓處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
朱伯庸、戴紀亢、劉沛霖、吳為真、王冠群等中共黨員在皖東北的兩年多時間里，正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初步開辟皖東北，建立皖東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含冤被殺與平反昭雪
就是這樣一位對黨一貫忠誠，對工作積極努力的共產黨員，后來竟被懷疑為“托派”，于1939年11月間在泗縣的半城鎮（今屬江蘇泗洪縣）附近被殺。
曾任中共洪澤湖特別區區長趙敏的警衛員、今年90歲的祖濟民老人回憶，戴紀亢、朱伯庸、劉沛霖等人都是上海地下黨早先派來搞統戰的共產黨干部，他們都是能力棒、黨性強的學員，也都是專署的機關干部。
11月的某一天，趙敏叫祖濟民為一個關押的犯人送去一本《論持久戰》。犯人關押在半城鎮駱再生（又名駱三少爺）家堂屋里，大門和院內設有兩道崗。祖濟民心想這是什么罪犯呢？趙敏為什么要給這樣的人送書讀呢？接著趙敏又叫他為犯人送飯，一天三頓飯，每頓送去四菜一湯，實在不是一般的待遇。每次送過飯，趙敏都要問祖濟民，犯人是否在認真看《論持久戰》？他都如實報告，犯人不但看書，還在寫讀書筆記呢。祖老說當時他想問趙敏，問這個犯人是誰，但又不敢問。
有一天，祖濟民正在給犯人送飯，來了兩個專署干部，他們要犯人在一個文件上簽名，說簽過字就可以出去工作了。犯人一聽連飯也顧不得吃，欣喜而飛快地在文件上簽了名。說時遲，那時快，當犯人簽好字后，這兩個人隨手將犯人五花大綁捆了起來，說：“你這個托洛茨基分子，判你死刑！”
“我冤枉啊，我不是‘托派’，我是共產黨員，你們騙我簽字，有意害我……”他高呼“共產黨萬歲！”戴紀亢就這樣被架到半城南亂崗槍斃了。當時，他剛剛21歲。
祖濟民想，戴紀亢這么好的人，連趙敏都很關心他，怎么會是“托派”分子呢？
戴紀亢被槍斃后，趙敏的心情十分沉重。時至第二年的一天晚上，祖濟民與趙敏抵足而眠，他們談了很多，祖濟民忽然大膽地問起這件事，趙敏感慨地說，《洪澤湖漁夫曲》的作者沈其生（泗陽人）被當成“托派”分子，也被槍斃了；還有人說江上青也有“托派”嫌疑，我們以前常去給他上墳，現在也不能去了。
為什么這么多年輕有為，在國難當頭，出生入死、報效祖國的黨的優秀兒女遭到如此下場？祖老說，他很長時間也沒有想通這件事。
“文革”結束后，趙敏把祖濟民接到武漢，一見面就問及江上青的墓、談戴紀亢之死以及他們的歷史問題，眼淚多于話語，沉默多于歡笑。趙敏談及戴紀亢等人被錯殺問題時，痛心疾首地說：“他們根本就不是什么‘托派’，純屬子虛烏有啊！”
戴紀亢的夫人王珍后來在回憶中說，在1939年6月的時村戰斗中，黎純一的部隊遭到日寇的進攻，戰斗持續了整整一天，她和非戰斗人員轉入山區，同大隊失掉聯系，直到深夜才在一個小村里找到大部隊。當時她因有身孕，朱伯庸和戴紀亢決定把她暫安排到阜陽縣抗建中學校長任崇高處生孩子。11月份，孩子尚未滿月，黎純一從泗縣來，對她說戴紀亢因“托派”問題在半城被打死了。
抗戰勝利后，王珍將孩子戴后生寄養在一周姓木匠家中，從上海坐船經天津回到北京母親家里，后由劉清揚介紹到解放區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學院學習，見到了當年為戴紀亢和王珍主婚的張宗麟，并向他提出戴紀亢一案是冤案。但由于當時尚處在戰爭時期，戴的冤情也無法得到解決。
黨的十一屆三中會全以后，經當時在上海地下黨和戴一起工作過的林一心、鐘民、鄭伯克、吳立奇、張勁夫以及在皖東北負責黨政領導工作的張愛萍、金明、楊純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央組織部經復查，1981年7月為戴紀亢平反，恢復名譽。
戴案得到平反后，吳立奇與鐘民在蚌埠市的大力相助下，找到了王珍在流浪中送給一農戶的戴后生，母子相見自然是百感交集，心中得到了安慰。但兒子已經成家，與養父母家庭和睦。王珍十分感激周家為戴紀亢保留了血脈和養育之恩，只得獨自返回北京，其中做母親的心酸又能向誰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