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當局誣稱新四軍“ 游而不擊”，“ 不打日軍，專打友軍”。1985年11月在臺灣出版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仍然沿襲了這種歪曲事實真相的說法。
社會上也有人認為新四軍打日本只是小打小鬧，打國民黨軍則是有聲有色。話劇和電影《東進序曲》《黃橋決戰》，使人們對郭村、黃橋之戰印象深刻，那都是新四軍對國民黨軍的戰斗。1943年3月的山子頭戰役，新四軍甚至俘虜了國民黨的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更是戰果輝煌。
新四軍將國民黨軍稱作友軍，共同抗日的友軍。但是友軍往往并不友好，有機會就對新四軍進攻。對于前來進攻的國民黨軍，當然不宜再稱友軍，只能歸入國民黨中的反共頑固派，稱之為頑軍。新四軍對頑軍的進攻實行自衛反擊，簡稱反頑。
新四軍為什么要反頑？新四軍的反頑與抗日有什么關系？新四軍對日軍是不是“游而不擊”，或只是“小打小鬧”？這是我們了解新四軍、研究新四軍、宣傳新四軍必須解答的重要課題。
新四軍一心一意抗日，后來才迫不得已反頑
1938年4月，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陸續到達皖南和皖西集結，完成新四軍的組建。這個月的28日，新四軍先遣支隊就從皖南出發，去蘇南敵人后方實施偵察，并執行第三戰區賦予的破壞鐵路任務。5月12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在皖中巢湖南岸的蔣家河口伏擊日軍巢縣守備隊，迫使正在進攻合肥的日軍派遣兵力回援。6月17日，先遣支隊在鎮江附近的韋崗，主動伏擊日軍車隊。新四軍在江北和江南的這兩次首戰，蔣介石都發了表彰電，后來又說什么“游而不擊”，不知是忘記了還是不認賬了。此后，新四軍各部隊挺進敵人后方，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與八路軍的華北敵后戰場相互呼應，與國民黨軍的正面戰場相互配合，陷日軍于腹背兩面挨打的不利局面。這個時期，新四軍多次與國民黨軍協同作戰。1938年6月以后，第四支隊在皖中的幾條公路連續進行伏擊戰、破襲戰，策應了國民黨軍的徐州會戰。據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說，徐州會戰的指揮者李宗仁“對新四軍在津浦線南段附近英勇作戰甚為嘉許”，特地向周恩來表示感謝。1939年4月，日軍西犯鄂中，國民黨第四十五軍派人與李先念聯絡，希望新四軍在敵后牽制日軍。于是，李先念率新四軍獨立游擊支隊向安陸挺進，陶鑄率應城抗敵自衛隊夜襲云夢縣城，有力地策應了第四十五軍的作戰。留在皖南的新四軍第三支隊，接替國民黨軍的青弋江防務，多次打退日軍的進攻，還在葉挺軍長的親自指揮下，收復了國民黨軍棄守的涇縣縣城。可惜這種合作抗日的好景不常。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軍的正面戰場壓力減輕，立即轉身開始反共摩擦。
新四軍進入敵后作戰，處境異常艱難，必須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才能有兵員的補充，才能有糧草的供給，才能讓部隊略事休整，才能使傷病員得到醫療。但是國民黨軍不容新四軍有立足之地，必欲除之而后快。新四軍忍無可忍，退無可退，只能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對頑軍的進攻實行自衛反擊。
新四軍最早的反頑戰斗發生于1940年3月。先是3月4日，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糾集6000余人，分三路進攻定遠縣城附近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第四支隊。接著是3月21日，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領萬余兵力，分三路進攻來安縣半塔集的新四軍第五支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組織奮勇反擊，取得了這兩次反頑戰斗的勝利，才得以創建皖東抗日根據地。這年10月，韓德勤又以3萬余人組成三路大軍，進攻駐泰州黃橋鎮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只有7000人的新四軍，以少擊眾，以弱制強，取得了這次反頑戰役的大勝，從而開啟了蘇北的抗日新局面，為創建蘇中、蘇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前面講到的山子頭戰役，新四軍同樣出于迫不得已。1943年2月，日偽軍又一次對蘇北掃蕩，從南、西兩面合擊韓德勤部，并分兵進攻新四軍第三師。韓德勤部抵擋不住。新四軍以抗戰大局為重，不念舊惡，允許韓德勤部退入新四軍的根據地暫避，并供應給養。第三師奮勇進行反掃蕩作戰，第一、第二、第四師也在鄰近蘇北的地區頻頻出擊。在新四軍內線和外線部隊的合力打擊下，日偽軍被迫撤退，韓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但韓德勤恩將仇報，喘息剛定，就于3月糾集其他頑軍東西對進，企圖占領新四軍的淮北根據地。新四軍第四師在第三、第二師的協同下，在山子頭一帶給韓德勤部以沉重打擊，保衛了淮北根據地。
需要指出的是，新四軍的反頑，并不是每次都能變被動為主動，化劣勢為優勢，也有“走麥城”的時候。1941年1月，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兵力，圍攻北移途中的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在這場史稱皖南事變的血戰中，新四軍9000余人只有1000余人分頭突出重圍。皖南的硝煙未滅，國民黨軍又向新四軍第四師大舉進攻。戰斗歷時三個多月，第四師終因兵力過于懸殊，傷亡失蹤4000余人，不得不撤離豫皖蘇邊根據地，轉移到皖東北。
總結新四軍的反頑，可以歸結為兩句話：抗日必須反頑，反頑為了抗日。新四軍如不堅決反頑，連個立足之地也沒有，何談抗日！
新四軍對日軍的戰斗，是積小勝為大勝
新四軍對日軍的戰斗，主要運用伏擊、突擊、奔襲、夜襲等戰術手段，規模大多比較小。這是敵強我弱的實力對比所決定的，也是敵后戰場以游擊戰配合正面戰場的特定任務所決定的。新四軍組建時只有1萬人，各種槍6000余支，許多戰士只能手持梭標、大刀作戰。經過逐步發展，到抗日戰爭結束時，新四軍也只有21萬余人。而華中的日軍有16個師團26萬余人，擁有大炮、坦克、飛機、艦艇、汽車等。這支裝備精良的侵略軍，用來對付新四軍的約有9個半師團，即占59％。華中尚有偽軍23萬余人，主要是對付新四軍。新四軍必須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才能以少勝多，以弱制強。不要瞧不起規模較小的戰斗。小仗打得多了，就能積小勝為大勝。試舉一例：1941年7月，日偽軍集結1.7萬余兵力，對蘇北的鹽阜地區發動空前規模的掃蕩。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指揮第三師避免決戰，以阻擊、伏擊、襲擊等手段消耗敵人，疲憊敵人。又令第一師在蘇中發動攻勢，連克蔣垛、黃橋、古溪等地，接著攻其必救，圍攻日軍獨立混成第十二旅團的巢穴泰州。日軍得之于北，失之于南，被迫將掃蕩蘇北的大部分兵力南撤，對蘇中進行報復性掃蕩。此時，陳毅又令北線的第三師和第一師第二旅乘機反攻，相機收復阜寧、湖垛、上岡、大中集、裕華等地。日軍極為恐慌，又從蘇中抽調兵力北返。這次反掃蕩作戰，新四軍在一個多月里作戰135次，靈活機動調動敵人，迫使日偽軍顧此失彼，南北折返，疲于奔命。這135次戰斗規模都不算大，共殲日偽軍3800余人。
八年抗戰，新四軍共計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人，俘虜日偽軍12.42萬余人，另有投誠、反正的日偽軍5.4萬余人。就殲敵人數來說，新四軍少于八路軍，更少于國民黨軍。但是，新四軍的實力也少于八路軍，更少于國民黨軍。有人說，不妨按人均計算一下戰績，新四軍肯定不少。我認為，要理直氣壯地宣傳新四軍的戰績，要將新四軍的一個又一個小仗聯系起來綜合考察。
新四軍的對日作戰也有規模大的，而且在實戰中不斷積累經驗，有發展有創造
新四軍對日偽軍的戰斗并非都是“小打小鬧”，也有規模比較大的，而且并非都是游擊戰，也有運動戰和攻堅戰。1941 年10 月陳毅總結程道口戰役的經驗，在《我們應采取的游擊戰術方針》一文中指出：“今天敵后環境中，以我根據地鞏固的條件下，在我握有
農村優勢的條件下，對深入我區的敵偽孤立據點，應采取適當的可能的攻堅辦法。”1944年3月5日的車橋戰役，就是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對日作戰。新四軍第一師采取攻堅和打援同時并舉的戰法，對淮安縣東南的日軍重要據點車橋鎮發起突然進攻。新四軍繞過外圍，直取車橋，出奇制勝，只用一天一夜就攻克碉堡53座，收復車橋鎮，并伏擊日軍的五批增援部隊。此戰共殲日軍465人，偽軍483人，進一步溝通了蘇中抗日根據地和蘇北抗日根據地的聯系。
新四軍在對日作戰中不斷總結和積累經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掌握得越來越好。反清鄉斗爭的過程，很能反映這種發展。
1941年7月1日，日偽在蘇南東路的蘇常太地區開始第一期清鄉。因為是第一期，日偽準備充分，共調集日軍3500人，偽軍1.3萬余人，還舉辦了偽軍軍官、特務人員和所謂師資人員訓練班。先是“軍事清鄉”，分水陸兩路實施大范圍的封鎖，沿公路、河道扎起竹籬笆、鐵絲網和電網，然后是梳篦式的進攻和搜索，對新四軍進行血腥討伐。接著是“政治清鄉”，清查戶口，編組保甲，組織“自衛團”。繼之以“經濟清鄉”和“思想清鄉”，實行統制物資和奴化教育，千方百計切斷人民群眾對新四軍的支援和聯系。
新四軍因為不了解清鄉和掃蕩的區別，還是以老辦法應對，主力跳出包圍圈到外線作戰，留少數部隊在內線堅持。結果外線的襲擊未能調動清鄉區內的日偽軍，內線堅持的部隊處境異常困難，不得不分路突圍，撤離蘇常太根據地。
8月上旬，新四軍第六師召開會議，總結反清鄉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分區轉移對付分區清鄉”的方針。9月16日，日偽開始在澄錫虞地區實施第二期清鄉。新四軍和黨政機關預有準備，均已轉移，只留了游擊隊和秘密組織，使日偽軍一再撲空。而且，轉移的部隊還在太湖西岸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2年2月，日偽在蘇南西路的丹北地區開始第三期清鄉。1943年3月，日偽又在茅山、太滆、丹北地區開始第四期清鄉。有了反清鄉經驗的新四軍，斗爭更加主動。一方面，發動群眾火燒竹籬笆，破壞封鎖線；團結地主士紳、幫會頭領等，要求他們保持民族氣節；爭取偽軍、偽警察和偽鄉保長，要求他們表面上應付日軍，實際上為抗日出力。另一方面，主力和地方武裝密切協同，以內線和外線穿插的戰術，襲擊清鄉區內的日偽軍據點。這兩期清鄉，日軍都收獲甚微。丹北地區始終起著長江南北交通樞紐的作用。
1943年7月，日偽又在蘇中的通如啟海地區開始清鄉。有了蘇南的經驗教訓引以為借鑒，蘇中的反清鄉斗爭更有準備，更應付自如。出現了軍民一齊出動，一夜之間火燒百余里竹籬笆的壯舉。為了有利于原地堅持，斗爭中還有許多創造。例如，大規模地改造地形，將大路改成小路，在河里構筑略低于水面的暗壩，新四軍和民兵可以通過，日軍的汽車和汽艇則寸步難行。
車橋戰役揭開了對日反攻的序幕，此后的淮陰戰役、淮安戰役、高郵戰役，都是轟轟烈烈的攻堅戰。鹽城戰役則是軍事強攻和政治瓦解的完美結合。
新四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殲敵人數
新四軍戰斗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漢、合肥這些中心城市的周圍地區。這些城市都是日軍必須全力確保的戰略要點。南京更是侵華日軍總指揮部和偽中央政府所在地。新四軍危及日偽的心臟，迫使日軍16萬人和偽軍23萬人困守華中占領區不得脫身，從而牽制了日偽軍對正面戰場的行動，大大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起到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新四軍創建了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八塊抗日根據地。鄂豫邊根據地后來擴展到鄂、豫、皖、湘、贛五省邊界地區。蘇南根據地后來擴展到皖南、浙西部分地區。新四軍在敵后建立這八塊根據地，共光復國土25.3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萬，占華中淪陷區人口的50％以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地區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本是日軍賴以生存的人力和物力補給基地。新四軍將日軍的后方變為前線，變為支援抗日作戰的根據地，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企圖和罪惡陰謀。
新四軍還向國民黨軍提供了游擊戰的寶貴經驗。1939年3月10日，葉挺、項英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呈報了一年工作報告。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批示：“此報告頗有價值，可供我軍戰術研究之資料。”
軍令部次長劉斐批示：“報告內容依據實戰經驗得來，可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擬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
抗日戰爭初期，新四軍多次向國民黨軍介紹游擊戰的經驗。例如，駐皖南的第五十一軍舉辦軍官訓練班，邀請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講授了游擊戰術。即使在皖南事變以后，新四軍也向國民黨軍提供過經驗。1943年3月，日偽軍兩萬余人以水陸兩路掃蕩蘇北挺進軍。新四軍“聯抗”部隊司令員黃逸峰主動派人送去建議，希望他們跳出包圍圈，轉移到外線，避免因地區狹窄回旋困難而招之損失。
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還傳播到國外，成為盟軍在敵后堅持抗日作戰的借鑒。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埃文斯·卡爾遜，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情報官，到過華北戰場，也訪問過新四軍，1942年被派往太平洋戰場。由他指揮的第二突擊支隊，運用八路軍、新四軍的經驗，開展島嶼游擊戰，成功襲擊了馬金島。在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中，也有一個華僑組成的支隊，運用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依靠人民的支援，開展島嶼游擊戰，先后進行了大小戰斗200余次。
總之，新四軍在日、偽、頑夾擊中浴血苦戰，對抗日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是不容否定的，理應光耀于史冊，傳頌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