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克驥和束穎在一起
克驥離開我們了，走得很遠很遠，卻又仿佛時刻陪伴著我們，眼前、心里，很近很近。
盡顯儒將風范
克驥于1917年1月20日出生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母親從小教以古文詩詞，為他的文化修養打下了底子，許多佳句名篇從小就能脫口成誦。
母親帶他到北京上學，寄居在二姨家。克驥親歷“三一八”慘案，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1932年冬，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中共閩中特委組織遭到敵人破壞，克驥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系，便與幾位摯友組織了“大眾社”，同讀魯迅、巴金著作，同研馬列主義理論，同唱抗日救亡歌曲，把謀求民族解放和社會幸福作為己任。
在黨組織遭受破壞時，克驥仍能堅持革命工作，獨立開展活動，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積極尋找黨組織。1937年春，克驥加入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地下工作。他跟隨中共代表、八路軍副參謀長張云逸同志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幾經周折，終將閩北部隊編為新四軍三支隊五團，閩東部隊編為六團。克驥調入新四軍三支隊任宣教科長，后調入新四軍挺進縱隊工作。
在皖南新四軍三支隊擔任宣教科長期間，克驥寫了多篇新四軍消滅日軍的文章。軍部《抗敵報》負責人黃源同志將他的文章寄到重慶刊登，為澄清國民黨散布的“新四軍不打日本人”的謠言起了重要作用。
在華東野戰軍任宣傳部長期間，部隊受軍閥主義殘余作風影響嚴重。針對這一情況，克驥在鐘期光副主任的指示下，下部隊認真調研，寫了《反對軍閥主義》的文章。針對部隊存在的山頭主義，克驥又按粟裕同志要求下部隊調查，寫了《略論盲目性的山頭主義》一文。這些文章對認識和解決當時軍內存在的嚴重傾向性問題發揮了極大作用。
南征北戰屢建戰功
由一名熱血青年成長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成長為共和國的將軍，克驥南征北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出生入死，屢建戰功，先后參加了郭村戰斗、黃橋戰役、討李戰役、反清鄉、反掃蕩斗爭，以及高郵、隴海路、蘇中、鹽東、鹽南、漣水和淮海等戰役戰斗。
在蘇中七戰七捷戰斗中，面對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他指揮部隊采取輪番守備的戰法，以連續的反沖擊和白刃格斗，予敵重大殺傷，創造了華中戰場解放戰爭初期陣地防御戰的范例。在淮海戰役中，他率領部隊先后參與了圍殲黃伯韜兵團和杜聿明集團的作戰，指揮部隊以堅決勇猛的戰斗行動，大量消滅敵有生力量，打得敵人聞風喪膽。1949年2月，克驥奉華東野戰軍黨委的命令，作為陳毅的代表前往上海、南京等地，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及其所屬40多艘艦艇在南京起義，為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和組建海軍部隊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為數不多的海軍創始人之一，克驥還擔任過海軍政治辦公廳（即政治部）主任。今天，在江蘇泰州白馬廟海軍紀念館還陳列著他當時的照片。
出版中國第一部元帥傳記
1980年春，時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克驥，受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的委托，主持《陳毅傳》的編寫工作，工程浩大，歷時十余年。
他首先定下編寫組的工作方針——不急于寫作，先花幾年時間“搶救”材料，從其親屬、同學和老同志那里去“搶救”，從黨的歷史檔案里去“搶救”。從1984年開始，克驥就和其他同志一起從各級檔案館收集軍事文稿史料。這年冬天，他和軍區人民前線報社原社長張郊琳同志在北京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翻閱資料。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他們從2000多份文電中，初選出100多篇中央給陳粟的文稿。這樣，就結合了從上到下、從宏觀到具體的視角把握創作。《陳毅傳》的編寫決定先行試筆，分不同階段，以文藝筆法創作了九部紀實小說，奠定了全傳創作的基礎。
中國第一部元帥傳記的出版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引來多方要求介紹經驗。胡石言組長向克驥提出：總結經驗的文章我來寫，署你名。克驥搖著雙手說：“經驗要總結，文章要寫，你署名，或用編寫組名義，千萬不要用我的名！”
十多年間，克驥從軍區政治部主任到副政委，到軍區顧問，到離休，四易其職，而任傳記編寫組顧問卻始終如一。期間，他對黨的忠誠，對革命工作的創見，對陳毅元帥的敬佩與真情，對同志與部屬的關懷愛護，敬業奉獻，淡泊名利等優秀品質使我們永念不忘。
我1938年參加新四軍，在挺進縱隊與克驥相識進而相戀，1941年結婚。戰爭年代我倆分多聚少，和平年代雖然生活在一起，但有各自的工作。共同的理想信念使我們經歷60多年風風雨雨，始終相敬相愛。
克驥對古文詩詞尤為偏愛，并有深厚的功底。他對子女包括第三代，從小教以唐詩作為文化啟蒙，孩子們個個都會背詩。他喜歡買書，我們一起上街，我和孩子們到百貨公司選購衣物，他就自個兒去逛書店或者淘舊書攤。書房內滿屋子都是書。魯迅抗戰前的日記好多本，就是他淘來的。
淮海戰役期間，他在前線，我在后方。他每天把當天的戰場情況寫信告訴我，一方面通報平安，一方面為日后寫作積累素材。可惜這些信件都在“文革”中被抄沒了。病重中，他還叨念著要寫幾篇文章。我們商定由他口述錄音，但他只說了前面一段，后來就長睡不醒，要寫的內容就永存在他的心中了。
克驥逝世后，我清理他的遺物，發現滿滿一抽屜學習卡片，那是他1968年的讀書筆記。那時他天天被拉出去批斗，而在批斗過后，回到窗戶被釘得嚴嚴實實，24小時燈火通明的囚室，他又抓緊研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留下了成箱寫滿筆記和注釋的卡片。
情系家鄉希望工程
克驥也很愛好書畫藝術，除欣賞展品外，也留意收藏一些名家佳作，積數十年的心血，珍藏有近百幅，十分珍愛。
暮年之際，我們考慮，若傳給子女，固然可以使他們憑此衣食無憂，但也會害他們成為懶蟲。特別是私人收藏不如展示大眾有意義。因此，決定將全部88幅，包括徐悲鴻、張大千、董其昌、吳昌碩真跡等珍品，悉數捐給福建省美術館。據業內行家評估，這批書畫總價值不下幾千萬。受贈方給了我們25萬元作為獎勵，我們把15萬捐給了克驥的母校武夷山實驗小學，10萬捐給了我的母校丹陽實驗小學。
克驥又把自己的勛章、將軍禮服、周恩來總理簽發的委任狀等28件文物以及4000多本珍貴藏書捐贈給武夷山市閩北革命歷史紀念館。他說：“這些藏書雖然價值不菲，但作為私人財產藏匿起來就沒有什么意義，只有把它貢獻給真正需要的后學青年，這種財富才能發揮作用。”
克驥臨終前，一再囑咐后事從簡，不發訃告，不搞遺體告別，后在同志們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得違背他的本意按常規辦。1955年授銜時，克驥是祖籍武夷山市的唯一一位將軍，武夷山市委、市政府考慮到對青少年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需要，熱切希望克驥魂歸故里。2009年，克驥部分骨灰移葬在武夷山市列寧公園內，終于實現了武夷山人民的這一愿望。
克驥的一生是光輝燦爛的一生，而源源不斷給他養分與能量的，正是其謙虛謹慎的態度，幾十年如一日的學習積累。他的好學精神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