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縣集美社（現廈門市集美鎮）人。他青年時代背井離鄉到南洋經商，開拓橡膠種植業，發展橡膠工業和海運業，終于成為一位有成就的實業家。陳嘉庚熱愛祖國，關心家鄉，重視教育，傾資助學，先后創辦了集美學村、廈門大學等舉世聞名的學府。
抗日戰爭爆發后，陳嘉庚先生四處奔走，團結南洋廣大華僑，籌賑救亡，到處募捐，并組織大批華僑回國抗戰。陳嘉庚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蜚聲全球的華僑領袖，是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而堅持奮斗的無數志士仁人中的杰出代表。
高舉抗日大旗 成立“南僑總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在上海8．13事件的翌日，由陳嘉庚倡導和組織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成立，陳嘉庚被選為大會主席。1938年菲律賓抗敵會主席李清泉多次致函陳嘉庚，提出召開南洋各地僑領會議；在東南亞各地許多僑領的支持下，陳嘉庚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代表大會，到會的東南亞地區45埠168位代表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推選為總會主席，菲律賓僑領李清泉，印尼僑領莊西言為副主席。南僑總會是第一次團結各種不同信仰、各地域、各階層、各種職業的千百萬華僑，以愛國一家組成的抗日救國組織。在南僑總會和陳嘉庚的領導下，在報刊上登出“組織華僑千百萬，復興中華一條心”的誓言。至此，東南亞華僑抗日救國斗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從1928年至1942年新加坡淪陷前夕，在十多年的時間內，陳嘉庚連續五次當選為華僑領袖。他從星馬一個地區的華僑領袖，成為整個東南亞華僑社會萬人共仰的領袖人物，絕非偶然。陳嘉庚長期在星馬華僑社會創辦許多工廠、公司、學校和報業，在福建會館創辦許多公益事業，在商界、教育界、新聞界和社會各界培養和團結了一大批愛國的優秀分子，使他領導的抗日救國事業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
陳嘉庚在擔任新加坡籌賑會、“南僑總會”的主要領導期間，常以“愿諸君勿忘中國”的格言要求自己，教育大家。他常說：“我們如果終日只知發財，不知救國，縱然發了財，但做了亡國奴，有什么用?”他在新加坡領導抗日救國運動時，常年累月以“怡和軒”為家，極少時間回家和家人團聚。許多愛國華僑贊揚他是一位“只吃素、不念經的愛國老人”，是一位愛國忘家、公而忘私的典范。據當時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的估計，陳嘉庚在星馬期間曾先后領導和發動30多萬華人華僑直接或間接參加賑救祖國難民活動。可見他的影響力和團結力。
抗戰期間，海外華僑共捐獻飛機217架、汽車500輛、救護車千輛、坦克27輛、大米一萬包、寒衣30萬件、奎寧丸5000萬粒等抗戰物資。
特別值得贊揚的是，在陳嘉庚和南僑總會的號召下，3200名司機、機工，以及由許多醫生、護士組成的救護隊回國服務。從1939年滇緬公路通車到1942年5月公路被切斷為止，通過華僑車隊運回抗戰物資45萬噸。這些司機和救護隊戰斗在各地抗日前線，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發電報提案 表明抗日決心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后，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發表與日本和平妥協的賣國言論。陳嘉庚聞訊之后，發表一系列的函電及講話，揭露汪精衛賣國求榮的可恥野心。東南亞各地華僑熱烈響應陳嘉庚和南僑總會的號召，紛紛舉行討逆活動，馬來西亞各地舉行了反汪宣傳及各種反汪集會，參加反汪活動的僑胞達170萬人次。在緬甸仰光，愛國僑胞除了舉行討汪集會外，還籌集100萬元作為緝拿汪賊經費。在歐美，愛國僑胞也在報上公開表示“誓與汪賊不共戴天”。
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會時，陳嘉庚在新加坡發回“電報提案”，稱“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獲得會議通過。此提案的提出和通過，給投降派當頭一棒，充分表明千萬愛國僑胞擁護祖國抗戰到底、堅決反對中途妥協投降的決心和勇氣。這個提案后來被著名作家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回國考察 寄希望予中國共產黨
1940年，我國沿海許多大城市相繼淪陷，海外對國內抗戰情況不甚了解。為了幫助海外華僑了解國內抗戰情況，了解籌賑工作的實際效果，以便鼓勵華僑更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籌賑活動，由陳嘉庚發起組織“回國慰勞視察團”，由潘國渠任團長。慰勞團設三個分團，共51人，分別到后方15個省進行慰問考察。陳嘉庚在重慶慰問考察兩個多月，會見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耳聞目睹，他對當時的國民政府許多腐敗現象，感到失望。
陳嘉庚最關切的仍是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他出于勸說國共兩黨團結的決心，認為不能親自到延安訪問考察，以明真相，據實作出報告，何以答復僑胞的付托?他不顧年老、不懂普通話和多年來腰骨酸痛不能久坐等困難，以及延安不斷受到日機空襲的危險，于1940年5月30日到達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多人的熱烈歡迎。
陳嘉庚在延安九天，其間會見了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進行多次深入交談。參觀延安女子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和西塞縣的兵工廠、印刷廠等，與福建籍的財政、公安、司法官員交談，并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茶話會等。1940年6月7日晚，陳嘉庚在延安各界歡送大會上致詞說，他這次訪問延安是滿意的，看到中共方面堅持國共團結合作，堅持抗戰到底的立場堅定，態度誠懇。對延安各界艱苦奮斗的精神大感振奮。通過這次訪問，他對抗戰勝利有了絕對的信心。
陳嘉庚7月1日回到重慶，21日會見了周恩來。7月25日應重慶“國民外交協會”主席陳銘樞的邀請，作了《西北觀感》的著名演講。他把延安和重慶一一對照，認為重慶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對延安的各種流言，是無中生有，鬼話連篇。延安的領袖與群眾的艱苦樸素，真誠親切，民生安定，政治清明，使他感到無比欣慰。他總的體會是：中國有了希望，中國有了救星，勝利有了保證，大家要更加努力。《西北觀感》經重慶《新華日報》全文刊登，使大后方的廣大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極大的鼓舞。
陳嘉庚親歷過重慶和延安兩個地區、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抗日態度的鮮明對比，認識上發生了一個飛躍。他高興地說：“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莫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云霧而見青天。”他斷言：“中國大有希望，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各族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中共和毛澤東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許多愛國人士稱贊說，抗日戰爭的烽火，音樂家莫耶和政治家陳嘉庚，唱出時代的主旋律《延安頌》，是延安的小米飯戰勝了重慶的山珍海味。
1942年2月2日，在劉玉水等人陪同下，陳嘉庚離開新加坡到印尼，在東爪哇瑪瑯避難，直到抗戰勝利。
陳嘉庚在印尼避難期間，在秘密的環境中，用一年多時間寫成《南僑回憶錄》，這不僅是他一生的實錄，更是一部南洋華僑奮斗史，一部千百萬華僑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直到取得勝利的愛國史詩，一部永放光芒的傳世佳作。
毛澤東稱贊陳嘉庚是“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周恩來、王若飛寫祝詞贊揚他“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日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