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 逸
為了編寫黨史二卷，搞清楚天臺縣解放初期的一些情況，我們好幾次采訪了中共天臺縣委首任書記、96歲高齡的鄒逸同志。他對黨的堅定信念、豁達的革命胸襟，使我們折服。
在艱難困苦中對黨的事業執著堅持
鄒逸原為江蘇省南匯縣（今上海市閔行區浦江鎮）人。1916年出生在一戶貧苦人家。1926年因父病故，家境貧困而輟學，少年時干過農活，后來當過學徒和郵差。在進步人士引導下，他一面工作，一面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郵政系統做黨的工作。1945年1月，因叛徒告密，他被日偽上海市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千方百計保持同黨組織的聯系，并得到黨組織的指示。他堅持斗爭，任憑敵人軟硬兼施，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泄露黨的任何機密。在黨組織的多方營救下，于當年3月出獄，回到革命隊伍。同年6月參加新四軍，任淞滬支隊武工隊隊長。抗日戰爭勝利后，新四軍主力北撤。鄒逸奉命留在上海，任中共上海郵政局支部書記。1947年5月調四明山中共浙東臨委工作。
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北撤后，原中共浙東區委宣傳部長、浙東行政公署秘書長顧德歡重返浙東，會同堅持在浙東的同志，決定把分散在各地的小型武工隊集中起來重建四明山主力武裝，開展武裝斗爭，恢復游擊根據地。中共四明工委在余姚福田庵集中43位同志，成立了“三支隊二大隊第四中隊”，對外稱“三五支隊第四中隊”，群眾說“北撤的三五支隊又回來了”。
這支武裝力量一建立，即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慌。浙保一個團進行拉網式清剿。鄒逸和同志們隱蔽在深山密林中，茅棚是用毛竹、大簞搭建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飯是靠地下黨員送來的，一天吃一餐或一兩天吃不上飯是常有的事。“竹筒飯”就是共產黨員為山上革命同志送飯時創造發明的。他們必須做到“說話不出聲，燒飯不露煙，點燈不漏光”，其環境之艱難是可想而知了。鄒逸同志就一直堅持戰斗在天臺山上。
1948年8月，中共寧（海）天（臺）新（昌）縣工委成立，鄒逸為書記。10月，浙東臨委、臺屬工委為開拓天臺、新昌工作，決定將寧天新縣工委分為中共寧（海）新（昌）縣工委和天（臺）新（昌）縣工委。鄒逸任天新縣工委書記兼縣大隊政委。天新縣工委成立后，鄒逸在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二五減租”和“三抗”（即抗丁、抗糧和抗稅）斗爭，得到群眾擁護。
在浙東臨委、臺屬工委領導和浙縱尤其是四支隊的大力支持下，天新縣工委先后開辟了北山、城區、南山和儒岙四個游擊區；所轄區域共有人口30萬余人，其中天臺縣20萬(約占全縣農村總人口的90%)，新昌10萬余人(約占全縣人口的25%左右)。地方武裝從原來的兩人槍發展到400余人槍；干部從原來的八人發展到100余人；黨組織從無到有，天新縣工委轄兩個區委（北山和儒岙）、三個支部。
1949年2月10日，我游擊武裝第一次攻克天臺縣城后，中共浙東臨委組織部長王起宣布鄒逸為天臺縣縣長。5月24日天臺縣解放后，6月6日，中共天臺縣委、縣人民政府成立，鄒逸任縣委書記、縣長、縣大隊政委。當時干部配備原則上南下干部負責主要領導工作，只有天臺例外，從這里可以看出鄒逸在解放和領導天臺工作的重要作用了。
中共天臺縣委、縣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接收國民黨縣政府各個部門中，鄒逸和副縣長張鴻云都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入城守則》和《約法八章》。當年進城的指戰員和新政權的工作人員連群眾的一口白開水都沒喝。
1949年8月鄒逸調離天臺縣去省委黨校學習，后任臺州行署秘書科長、臺州麻紡廠廠長、省統計局財貿科科長、省百貨公司經營指導科科長、省針棉織品公司秘書科長、省文化用品公司儲運科科長、臨海方溪水電站副指揮、臨海縣桔果辦事處主任、臨海副食品公司副經理、涌泉西嶺桔場負責人等職。
受冤屈對黨的信念不動搖
1955年4月在“審干”中，由于歷史上做地下工作時，曾因被捕蹲過日偽的監牢而又放出來了，鄒逸被誣為“叛徒”，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甚至定性為“階級敵人”，調離工作崗位，交群眾管制、批斗的錯誤處理。在10年內亂中鄒逸又遭到“造反派”殘酷、無情的輪番批斗，受盡皮肉之苦。愛人吳建也被牽連，子女無法上學，其所受的壓力、打擊之苦，是我們今天許多人難以想象的。
鄒逸堅信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所受的冤屈是暫時的，黨不會忘記自己的。鄒逸被下放勞動，先后在臨海森工站、臨海縣供銷社桔果公司、臨海杜下橋供銷社、白塔橋副食品商店等單位當工人、當店員。心胸開闊的鄒逸沒有怨言，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有的人不理解，有人為他鳴不平。他總是耐心地加以解釋。他說：“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鄉鎮黨委書記，當省長、專員、縣長、鄉鎮長等都是革命的需要，職位越高，責任越重。當業務員、保管員、炊事員、飼養員……也都是革命的需要，我們的社會就像一臺機器一樣，是由各個零部件組成的，缺一不可。革命工作也一樣，沒炊事員就沒飯吃，怎么叫戰士與敵人拼刺刀；沒飼養員，再好的駿馬也上不了殺敵的戰場；沒營業員，工廠生產的日用工業品，農民生產的副食品就到不了消費者的手里，廣大群眾的生活也無法得到保障。這些都是基本道理，人人應該懂得，干部同群眾絕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
1968年初夏，鄒逸的老戰友陳日貴，在臨海白塔橋見到了在副食品商店當營業員的他，見到了老首長就像見到了父母一樣親切，他把在“文革”中受到的委曲和苦水一下子傾倒了出來。看到鄒逸工作服上寫有“叛徒”二字，老陳氣憤難平。鄒老卻樂呵呵地說：“要想得開些，看得遠點，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是不是三反分子或反革命，自己心中有數。心中無鬼，就不要害怕，總有一天黨會做出正確結論的”。可見鄒老的心胸是多么開闊。
1982年秋，鄒老與中共浙東臨委和浙東人民解放軍司令員馬青、參謀長張任偉，原臺屬工委書記、四支隊支隊長、政委邵明等出席天臺縣委在國清賓館召開的“天臺縣黨史座談會”時，在講到“文革”時，鄒老說：“要堅持黨的理想信念不動搖。要常想到有鐮刀、錘子圖案鮮紅的黨旗，要重溫入黨誓言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信仰和信念是人生不可摧殘的精神支柱。要記住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元帥賀龍是怎么死的。我們還活著，活著就要沿著他們的足跡走下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1984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為鄒逸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強加在他頭上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推翻，還鄒逸同志一個老革命的真實身份。
幸福充實的晚年
1984年12月鄒逸在臨海落戶離休，享受地專級待遇。離休后，他積極參加各項社會公益活動，擔任臨海市和天臺縣新四軍研究會顧問等，積極參與原臺屬地區如寧海三門、天臺、臨海等地的黨史、新四軍歷史研究和教育、培養青少年等公益事業。
鄒老對革命老區群眾非常關心。天臺坦頭鎮歡岙、石梁鎮原臺屬聯絡站東峰村、下深坑、上深坑，原浙東人民解放軍后方醫院舊址等處，他常去走走，如立紀念碑、修公路等事，只要群眾有要求，他必定親自光臨。他看到山區群眾生活困難，往往自掏腰包救助。有的給300元、500元、有的給上1000元。他還一律讓受助群眾“保密”。到底資助了多少人，我們也無法知道。而他自己生活十分艱苦，至今仍住著上世紀60年代的老房子，連空調也沒有。
鄒老今年已96歲高齡，但身體健康，頭腦清晰，心情開朗。每日堅持散步，打太極拳，洗冷水澡，定期參加游泳、練書法。他說要忘掉恩怨與不快，記住快樂，每天有一個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