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后，從深山峻嶺來到長江下游兩岸開展游擊戰爭，新環境、新條件帶來了新的考驗。
社會環境的誘惑。江南是有名的所謂“溫柔鄉”，存在著奢侈腐敗的痼疾，“農村市鎮中觸目皆是的有煙館、賭場和妓寮。社會的頹廢，風俗的萎靡，確實比別的地方不同些。”因此軍隊“最易為聲色貨財所誘惑動搖，以致腐化墮落”。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和政府機關的徇私舞弊行為，不可避免地對新四軍有所影響。日軍除誘降和離間外，對新四軍還“利用金銀美女引誘與收買”。
內部成分的變化。大量農民和知識分子涌入新四軍，在增加抗日力量和大大提升新四軍文化水平的同時，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也隨之侵入新四軍；由于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些贊成抗日的地主、富農、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方武裝、幫會人員等等，在與新四軍合作中，也帶來一些剝削階級思想影響。由于新四軍和共產黨的迅速發展，黨的質量提高趕不上數量的發展，有些地方甚至有個別的投機分子、自首分子、奸細混入到軍內黨內來。新四軍本身也存在著某些弱點，正如陳毅指出的：長期分散游擊作戰，脫離上級，脫離生產，脫離群眾，使個人架空游離，接受外來的影響，沖淡了自己的革命意識，于是形成生活上的腐化墮落，甚至有干部開小差以及個別叛變等蛻化變質的嚴重現象出現。
新的環境使一些黨員和干部產生了享樂思想。部分老黨員干部產生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想從過去的苦日子中解脫出來。如陜北派到新四軍軍部的同志中，曾經有人拿軍款販煙賺錢，私報公賬，強要錢醫病等等情況。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有少數同志，一到繁榮的城市中，在新的復雜環境下，竟有隨于環境即變動，如像洗一個澡也需好幾角錢，腳上也穿了幾塊錢一雙的皮鞋等，居然表現出一副軍官樣兒，甚至于出現個別的腐化等等不良的現象。”
在皖南的新四軍中，賭博在黨員中極為流行，不賭博的黨員不及2%，有的支部書記收了黨費中飽私囊，或多收少繳，或收了以后賭輸了；通奸等腐化現象嚴重存在。
加強思想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新四軍向皖南集中時，項英就提出：“加緊開展思想斗爭與馬列教育是目前黨的基本工作。”要求保持和發展優良傳統，不受任何影響而減弱自己的精神。從1938年底開始，新四軍開展了保持優良傳統運動，認為優良傳統是新四軍十年來艱苦斗爭經驗的寶貴結晶；教育干部發揚吃苦耐勞的光榮傳統，克服干部中個別腐化墮落與個人主義的傾向。
新四軍重視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因為“自我批評可以幫助我們改正錯誤，可以提高威信”。1939年8月，新四軍第一次黨代會決定中提出：“揭開一些不正確傾向企圖，打擊個別墮落腐化的現象。”
發揚民主，開展對腐敗行為的直接斗爭
針對新四軍成立初期存在的腐敗現象，項英及時召集兩次會議開展斗爭，指出這是新環境下的一種墮落現象，“我們并不反對在有了好的環境時過些好的生活，但決不能在現在艱苦抗戰中脫離十年苦斗的傳統”。會議從各方面給這些同志以耐心的說服教育。在皖南黨組織中，從1938年10月到1939年底，每月每縣平均進行兩次反貪污腐敗的斗爭。在江北新四軍中，對已經發生的貪污腐敗行為也及時開展了斗爭，比如1939年7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清理唐副官的賬目時，發現其有貪污行為，遂將其禁閉起來，并召開排以上干部參加的斗爭會。
新四軍第一支隊東進蘇南到達鎮江南面的寶埝村時，一個老紅軍（炊事員）在附近村子里奸污了一名婦女，引起群眾憤怒，壞人也乘機挑撥軍民關系。政治部主任劉炎和軍法處的同志調查清楚后向陳毅報告，陳毅果斷地說，召開公審大會，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公審大會上，陳毅代表新四軍講了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重大意義，重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把那個炊事員槍斃了。
重視制度建設，執行紅軍時期的相關制度
節約制度。節約每一個銅板支援革命戰爭，是共產黨和紅軍的光榮傳統。抗戰初期，新四軍經費雖然由中央政府撥付，但仍然十分困難。東南分局和軍部要求各部門各地黨組織，開展節約運動，反對浪費和反對貪污，把節約運動和反腐敗結合在一起進行。
預決算制度。東南地區黨組織和新四軍都繼續執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中規定的預決算制度。1938年2月，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在給閩浙贛特委的信中批評說：“你們的預算太大而且不實在，應站在盡量節省經費的立場上重造一預算來，兵工廠及部隊經費可向軍部領取，部隊尚有多少，需費多少須造預算。”安徽省委向長江局要經費時主動表示要將報銷和確實的預算送上。
供給制。這是在物資極端匱乏條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過去紅軍中曾廣泛應用。新四軍經費不足，物資匱乏，不得不實行供給制，全軍指戰員只發少量薪餉，每人每天一角錢菜金，一斤八兩米（舊制一斤等于十六兩）。這些米和錢不發給個人，只發給連隊，由事務長安排使用。連隊民主選舉的伙食委員會監督檢查，五天結算一次，賬目公布。
財政公開和統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就提出要建立財政統一制度，新四軍部隊也建立了財政統一制度。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黨委提出“在組織上必須實行全區的財政收支統一，堅決反對貪污浪費”。要求“加強與建立稅收機關的政治工作和黨的領導核心”。《中共中央東南局給蘇皖區黨委的指示信》要求，“加緊溧武路以北的四縣抗敵總委會的領導”，設立財政經濟科，堅決鏟除貪污惡習，建立廉潔的財政系統機關。蘇皖區黨委提出了“杜絕貪污浪費，實行財政公開”的政治綱領，財政公開，在反腐倡廉史上有重要意義。
1939年元旦，項英在軍部做報告說，“經濟制度，一切費用，各種規定，以及我們各種組織，各種規則手續，也開始弄起來了”，但“經濟制度還沒有嚴格地建立與健全”。全軍第二次政治工作會議后，項英又提出要加強審計委員會、經濟協助委員會和節約委員會的政治工作，以便“從政治上保證經濟制度之確立”。通過加強政治工作來促進反腐敗的相關制度建設，是新四軍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特點。
率先垂范，領導起表率作用
新四軍的領導同志不僅發出號召，提出要求，而且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上至軍首長，下至一般干部，除伙食由公家供給外，每月津貼均在1.5元到4元之間。軍首長到支隊長每月4元，各部部長、處長、科長，每月3.5元，一般干部每月1.5元，戰士每月5角。袁國平與宣教部部長朱鏡我抽煙很兇，津貼還不夠買煙開銷，他們除來客時可以稍稍“揩油”幾支公家香煙外，其他就得靠多寫幾篇文章得些稿費，或教課得些報酬來彌補。項英招待來軍部采訪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吃飯，口袋里沒錢了，讓警衛員到事務長那里借3元錢，并交待說借款從他下個月的津貼費中扣除。新四軍領導人除葉挺外，其余領導都一律吃大灶。
1938年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成立時，項英規定：凡從延安和八路軍來的團員，每人每月津貼一律1元；凡從上海等大城市來的團員，每人每月一律10元。這個規定一下達，立即引起了一場風波，從大城市來的青年一致提出“抗議”：“我們是來參加抗日的，不是來享受的，為什么要特別給我們10元津貼費？”堅決要求與從延安、八路軍來的同志一視同仁，一樣待遇。項英不得不收回成命，改為一律發給1元津貼，一場風波才算平息。許多黨外人士從這場“風波”中，看到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要求降低待遇同志的高尚情操。
實施有利于人民的政策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和各地方黨組織都深入做群眾工作，在前線和新四軍占主導的地區，黨組織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反對貪污，反對苛捐雜稅，向一切貪污腐化、不努力參加抗戰、敷衍塞責的縣、區、鄉政府人員作斗爭，促進他們的進步與轉變。在國統區，黨組織則利用民主的辦法反對貪污分子。江西信豐縣有一個聯保主任，貪污公家谷物700余石，各保長及周圍群眾都堅決反對。黨組織發動了20余個保甲長、700多名群眾向上級要求將其嚴辦。結果聯保主任被撤職查辦，選舉了新的聯保主任。通過這一運動，黨組織以保為單位組織抗敵后援會，建立了農村中下層統戰基礎。江西省委在工作報告中說：各地在政府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起模范作用，大公無私，廉潔奉公，能幫助政府肅清機關中的貪污分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