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視一套、八套播放的大型電視連續劇《決戰南京》，反映中共南京地下黨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故事，由于是文藝作品，劇中人物和情節難免有藝術加工的痕跡。電視劇播放期間，我們采訪了海軍指揮學院博士生導師張楠教授。張楠的父親張一鋒、母親馬常卿當年都是從南京奔赴抗日根據地參加新四軍的進步青年，后被派回南京開展地下情報工作。張楠向我們講述了父母的一段人生傳奇。
1976年張一鋒馬常卿攝于安徽蕪湖
從新四軍派往日偽統治中心南京
張一鋒是南京人，馬常卿是揚州人，都出生于1922年，是上世紀40年代中央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張楠的爺爺張學聲當年在南京朝天宮開新園浴室，在莫愁路一帶也算是殷實人家。張楠的外公馬景行是留美博士、中央大學教授，外婆施肇華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是老同盟會的會員。張楠的父母，少年時代就受到“救國必須讀書、讀書不忘救國”思想的影響，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積極參加地下黨領導的驅逐漢奸校長樊仲云、抵制日偽政權對大學生搞軍訓、清毒等活動，引起了中共組織對他們的關注，并先后由黃經成介紹參加了革命。
1942年，張一鋒、馬常卿等革命青年在新四軍第二師城市工作部交通員的引導下，穿過日偽軍的三道封鎖線，到達第二師所在的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新四軍。后來，組織上考慮張一鋒更適合在敵占區工作，就將他作為二師城工部的干部派回南京開展地下情報工作。回南京后，他成功地掩護了來自根據地的上級領導顧秋石同志。幾乎與此同時，顧秋石的夫人夏靜華也在馬常卿掩護下，以匯文女子中學學生的身份，在南京合法地安居下來。
不久，張一鋒、馬常卿由顧秋石、夏靜華夫婦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6年4月，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決定成立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市委書記陳修良直接領導情報工作，由盧伯明任情報部長，盧伯明與顧秋石在張一鋒家完成了工作的交接。盧伯明向上對市委書記陳修良負責，向下直接領導張一鋒、白沙和劉貞這三條線。陳修良說：“張一鋒同志搞情報工作最合適，他是南京人，生在南京、長在南京，從念私塾到讀大學，一直沒有離開過南京。他的父親在莫愁路一帶小有名氣，是很好的保護色。”盧伯明部長除向南京市委負責外，也同中共代表團發生聯系，將獲得的情報報送中共上海辦事處劉少文同志處。
虎穴狼窩里的戰斗
南京市委嚴格按中共在國統區“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總方針，和堅持“職業化、大眾化、社會化”的原則開展工作，采用單線聯系的方法接頭。盧伯明以張一鋒的家為聯絡站，與張一鋒見面時化名張蕓，書面聯系時化名李木樨。張一鋒、馬常卿稱盧伯明為張大哥，張的父母親則稱盧伯明為張先生。張一鋒主要負責聯系外面的情況，馬常卿是聯絡站的站長，留守家中隨時與盧伯明保持聯系。每次盧伯明來接頭，總要先看看聯絡暗號——若窗口擺花盆，并拉開窗簾，表示沒有異常情況，可以接頭；否則，就另外再選時間接頭。馬常卿除聯絡盧伯明外，還聯絡六合的黃經成、江浦的陳智周、陳克家等同志。陳克家后來掌握了國民黨一個區的三青團和一個鄉的地方武裝，減輕了解放軍大軍渡江時在這一地區作戰的壓力。
在特務橫行的南京搞情報工作，危險性很大。1946年，張一鋒一個叫常云樵的大學同學，在中統總部當特務。他為了擴充個人的勢力，張羅著要成立國民黨南京市第五區區黨部，欲拉中央大學的同學入伙。張一鋒請示市委批準后打入其中，后被選為區黨部執行委員。這樣，張一鋒又多了一層保護色，以“中國國民黨南京市第五區區黨部執行委員、中央大學法學士”的公開身份從事中共地下情報工作。
張一鋒單線聯系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黨員中，主要有秦杰、呂健軍等十幾位同志。當時，他們不知道張一鋒的真實身份，只知道張一鋒代表中共上級組織。每次見面時，張一鋒把黨的指示傳達給他們，再把他們獲取的情報向黨組織報告。
秦杰是南京人，原名周長齡，打入國防部二廳，公開身份是一級文官(相當于上尉)。二廳是情報廳，廳長侯騰是軍統的“十三太保”之一，深得蔣介石信任。秦杰打入二廳，等于在敵人心臟里插了一把尖刀。在解放戰爭中，秦杰每周向張一鋒報告一次敵情。
1947年夏，張一鋒、馬常卿喜結良緣。張父在南京夫子廟的太平洋餐廳大張旗鼓地為他們操辦婚禮。婚禮正在進行時，新郎官忽然不見了。親朋好友鬧著要找新郎敬酒，局面一時失控，兩家老人也急得不知所措。此時，只見新娘馬常卿大大方方站起來，雙手捧著酒杯，主動向來賓致歉：“真是對不起諸位親友高朋，只因多日操勞，一鋒身染微恙，片刻之間，去去便回，我代一鋒先敬諸位一杯如何？”“好！好！好！難得新娘子豪爽！”馬常卿表面鎮定自若，內里也心急如焚，她知道張一鋒此時正與秦杰按事先的約定在國民大戲院接頭。秦杰的情報是中共華中第十地委書記金柯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并叛變投敵，致使十地委在上海的組織、機關均遭破壞，華中分局在蘇州開設的裕華公司也被破壞，近期他還將被派回蘇北解放區進行活動。這個情報事關大局，張一鋒必須先將此情報送出，才能返回婚禮現場。事后得知，金柯剛潛入蘇北，即在江都境內被解放區鋤奸機構抓獲。
呂健軍打入國防部政工局出版社，并發展了多名共產黨員，包括周一凡、汪洋、張少昕、葉肇盔、朱誼民、倪守誠等同志。他總能在第一時間內將國民黨印發的重要文件交給張一鋒，如蔣介石親定的《勘亂建國手冊》《剿匪手本》等剛一出籠，就被中共組織掌握。在重慶談判和一系列國共談判中，這些證據常使國民黨代表面面相覷、啞口無言。周一凡、汪洋兩人打入軍統局學運組，經常出席其秘密會議，掌握了軍統局在南京各大專院校以職工身份作掩護的特務的情況，使中共組織贏得了對敵斗爭的主動。葉肇盔因其父是桂系軍閥夏威的至交而被推薦給白崇禧，他在白崇禧身邊獲取了大量重要情報，國民黨軍隊的一舉一動，中共組織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使我軍贏得了戰場上的主動。朱誼民則打入國民政府的立法院，使中共組織能及時掌握國民黨上層的動態。張少昕、倪守誠在《大剛報》任職，張少昕曾當過國民黨聯勤總部汽車隊指導員，每當敵人要動用車隊搞大逮捕時，中共組織都能提前得知，及時采取保護措施，避免損失。
1963年張楠9歲時候全家福
與魔鬼打交道的歲月
1947年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發動領導的“五二〇”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毛主席贊譽“開辟了對敵斗爭的第二條戰線”。1948年“五二〇”運動一周年時，國民黨當局加大了對青年學生和革命群眾運動的防范。就在紀念會散會的當晚，大批特務、憲兵和警察把金陵大學包圍得水泄不通，企圖逮捕金陵大學黨支部書記楊壽南和其他進步學生。盧伯明指示張一鋒派尚淵如通知楊壽南轉移。尚淵如是南京五中教員，化名高德隆在金陵大學社會福利系讀研究生。尚潛入校園后，給楊壽南留下密語：“母病危速回。”楊壽南見后立即轉移。對于被捕的十多名進步學生，黨組織動員學生自治會同敵人展開斗爭，及時向新聞界發布消息，組織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請愿、示威，迫使當局不得不放人。
1948年冬的一個星期三，中統南京實驗站西區站長陳夢麟醉醺醺地到張學聲開的浴室洗白搭澡。陳為和張一鋒套近乎，掏出中共打入美國大使館當總機接話生的何馥麟的照片讓張看：“這是個‘奸匪’，這個禮拜五下午動他的手。司徒雷登蠻夠朋友的，允許我們在美國大使館的后門動手。千萬要保密!”陳洗完澡剛走，盧伯明正好進門。張一鋒立刻匯報這一情況，盧聽完后急忙去布置何的撤退事宜。
張楠回憶說：1979年10月，我和妻子劉玉瑛回杭州，路過上海探望盧伯明伯伯、劉貞阿姨時，他們告訴我：“張楠，由于你爸爸媽媽警惕性高，保證了黨組織的安全，也保證了你劉貞阿姨的安全。否則，你劉貞阿姨早就不在人世了。你們的父母非常機智勇敢，那么年輕就為黨和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們是黨的好戰士，是我們的好戰友。你們一定要學習父母親的革命品質和優良傳統。”
1948年，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陰謀在南京搞大逮捕，妄圖以抓幾百人，殺一批來恐嚇群眾，達到撲滅蔣管區革命火焰的目的。鎮壓的主要對象是學生領袖和骨干分子。周一凡、汪洋兩人多次從軍統學運組準確獲悉敵人擬逮捕人員的“黑名單”，通過呂健軍交給張一鋒，最多一次“黑名單”上竟有400多人。張一鋒每次都在第一時間向盧伯明匯報，市委當即采取措施，保護了革命力量。其中有著名學者涂長望、梁希、潘菽等教授，當張一鋒得到敵人要逮捕他們的情報后，立即向市委報告，使他們能夠迅速轉移到解放區。新中國成立后，涂長望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梁希擔任農業部長，潘菽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市委書記陳修良經常表揚張一鋒夫婦和他們的戰友：“情報部是市委的耳目，不僅是情報部，更是保衛部，有效地保衛了南京地下黨組織和革命力量的安全。”
黎明前的戰斗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三大戰役勝利結束。毛主席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動員令，解放軍正籌備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為了準備對敵作戰，張一鋒夫婦根據盧伯明同志的要求，準備并收藏了兩大皮箱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部署圖。為安全起見，他們還準備了一大瓶強酸，以備情況緊急時銷毀這些絕密材料。
朱鐵華在抗戰中滿腔熱血地加入了中國空軍，是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的機長，原駐石家莊地區。抗戰勝利后，他期盼和平，厭惡內戰，在華北參加過一次起義，但失敗了。朱鐵華在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任少將的叔父朱靜波(朱誼民的父親)用20根金條賄請聯勤總司令黃鎮球上將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擔保，才保住了性命，但被取消了飛行資格，調南京監管。經過一段“考察”，加上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太少，難以滿足打內戰之需，就又讓他駕駛運輸機。對打內戰，他十分不滿，經常和堂弟朱誼民談心，流露出強烈的反戰情緒。朱誼民及時向黨組織匯報這一情況，盧伯明指示張一鋒密切關注并聯系朱誼民，動員朱鐵華起義。朱表示愿意起義，但要求和市委書記面談。盧伯明就派張一鋒代表市委書記和朱見面。在朱誼民的掩護下，張一鋒三次深入虎穴，到國防新村和朱鐵華面談。向朱鐵華宣傳黨的政策，使他看到了前途、明確了方向和起義方法。后來，朱鐵華和朱靜波在廣州起義。朱鐵華解放后擔任空軍第十四航校的副校長，為人民空軍的創建和發展貢獻了畢生力量。
在解放軍準備渡江的日子里，張一鋒還布置周一凡查清了軍統在南京潛伏特務的名單及爆破、暗殺計劃，為新中國建立后的“鎮反”和“肅反”掃清了障礙。
從1947年9月起，市委書記陳修良派張一鋒到蕪湖，負責領導蕪湖、宣城等南京鄰近城市的地下斗爭。張一鋒直接深入到青年學生和工人中去開展工作，先后成立了安徽學院新民主主義學會和新民主主義先鋒隊等黨領導的群眾革命組織，將一大批進步青年團結到黨的周圍。臨近解放時，這支隊伍中的共產黨員已發展到90多人。在張一鋒的領導下，安徽學院成立了護校隊，蕪湖明遠電廠、自來水廠、裕中紗廠、郵電局等單位的工人緊急動員起來，堅守工作崗位，嚴防敵人潰敗前的破壞。張一鋒和戰友們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蕪湖先遣隊司令部”的名義印發傳單，散發給群眾，宣傳黨的政策，宣布解放軍進城后秋毫無犯，打消了群眾、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對人民解放軍的顧慮。1949年4月23日，當人民解放軍第十軍的隊伍成建制浩浩蕩蕩地開進蕪湖時，護校隊、護廠隊都組織起來，手拿棍棒站崗放哨，巡邏檢查，大街上秩序井然，群眾上街夾道歡迎解放軍的到來。解放軍第十軍政委李步新同志握著張一鋒的手說：“我們終于和地下黨勝利會師了!”
同一天，馬常卿和堅守在南京的地下黨員一起，迎來了南京的解放。從此，張一鋒夫婦結束了地下情報工作生涯，開始了保衛新生人民政權、建設新中國的奮斗歷程。